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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可以尽情享受人生而不是为金钱所累，他早早决定死后将自己的财产捐献给社会。而在此时，中国的很多富豪却在为自己身后财产忧虑：自己该选择什么样的继承人？
闹剧
萧山———浙江最为富庶的区域之一，一位身家过亿的企业家在当地颇有名声。不是因为他有豪车洋房———在萧山斗富是可笑的，当地富豪甚至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这位企业家不是顶尖富豪，但他在继承人问题上闹的笑话让自己名声在外。
随着财富的积累，这位富豪年龄也在增大，尽管妻子生有女儿，但他越发感觉问题的严重———“没有儿子，那么大的家业给谁继承呢？总不能便宜外人吧？”犹豫再三，他在几年前支出了上百万的费用，顺利和妻子离婚。此后，娶妻生子成为他最大的人生目标。
不久后，他在飞机上看中一位空姐，就不断搭乘那位空姐所服务的航班，最终抱得美人归。但让他失望的是，新娇妻还是生了个女儿。
这位富豪又一次提出了离婚，掏出数百万现金后，他在法律上获得了再婚的理由。此后他又结了婚，但又得到了个女儿。再离婚，再结婚，还是女儿。
这位富翁被现实逼得有点无奈，最后只能向外散播消息：谁能给他生个儿子，就和谁结婚，并将财产全部留给这对母子。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萧山传为笑谈。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家族财产传给子女在当地被视为天经地义。有儿子的理所应当要传给儿子，如果是女儿，虽然多数人不会像那位“一心求子”的富豪“离了再娶，娶了再生”，但是他们也会费尽心思考虑不让家族财富外流。
２００５年春天，萧山爆出了一条“富家女征婚”的新闻：
负责此事的婚介所李先生向记者介绍，他们自１９９９年至今共帮２００多个富家女牵线实现招赘，但仍有５００多个富家女翘首以盼。
富家女们的资质并不差，一个富家女这样介绍自己：“２６岁，身高１．６４米，中专学历，窈窕淑女，文静秀丽，家境优越，有车有房，希望对方学历高，入赘，户籍不限。”
这个女孩子的资料已经在婚介所挂了多年，父亲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企业，因为担心家产外流，又苦于自己年岁渐长，精力有限难以打理商务，父亲很希望女儿招赘，让女婿接过自己身上的担子。
但让这位富豪父亲苦恼的是：“本地男孩子家境也好，不愿入赘，都是独生子女谁舍得？！”
大量富家女“浮出水面”，马上有了反响。一时间，来自各地要求联姻的电话和信函不断，其中不乏博士生、研究生和在读大学生。远到广东、新疆、四川等地，甚至连台湾，都有男子渴望入赘富裕的萧山农村。
这一现象见诸媒体后，萧山又有２０多个富家女主动要求加入“招赘资料库”，“招赘”的编号排到了４００多位。
除了萧山，浙江的义乌、温州等地，都有大量类似的“富家女”。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陈凌教授对记者开玩笑说，浙江对素质高、知识水平上层次、愿意入赘的女婿的“市场需求”很大。
“航母”交接
在萧山，如果说之前的鲁冠球和徐传化在财富上领先，那么现在则增加一条：他们在继承人的培养上也让其他富豪羡慕。
早在１９９２年，尚处壮年４７岁的鲁冠球就将９０％的资产交给自己２２岁的儿子鲁伟鼎。“薪尽火传的家产安置赢得了战略上的制高点。”一位业内人士曾在浙江大学的一次民企发展论坛上这样评价。现在，万向集团是中国民企国际化和资本化成功的标本。
从２００２年开始，年事已高的徐传化也逐渐将权力下放。大儿子徐观宝在家负责集团管理，“主内”；二儿子徐冠巨长驻杭州，“主外”；小女儿徐秀梅也在集团负责财务。他说儿子是块柴自己是把火，他把柴点燃，但炉火旺不旺要靠儿子自己。
在徐传化的办公室，记者已经看不见一张和生产有关的材料，这位７２岁的老人悠闲地从事自己喜欢的曲艺活动，解决了继承问题的传化集团更像是上足发条的快车。
按照那位不断“离婚、结婚”的富豪的理解，两家企业的顺利交接归结于有没有儿子，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陈凌教授则不这么看。
陈凌说：“那些闹剧、笑话多是发生在中小民企，对这样的企业而言，一个接班人的素质往往关系到企业的生死。相反的是，大型民企却很少存在接班危机。”
鲁冠球的万向集团日创利润上百万，是中国民企的“老二”。传化集团现在已经形成化工、物流、农业、投资为核心的超大型企业，企业品牌价值达到６０亿。
“大型企业已经有足够的资金积累，有实力为子女接班搭建配套的班子、系统的制度，为他们顺利接手创造好条件。”陈凌说，“其实大型民企能顺利完成交接，除了这一解释外，还因为大企业能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
传化集团仅在本地就拥有１８００多名员工，万向集团更是萧山工业的支柱。在萧山并入杭州之前，有人戏称：“鲁冠球比萧山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权力还大。”
“企业的影响力巨大，自然会使企业经营与发展的外部环境优越，与政府打交道也拥有平等的话语权，这使得企业的子女感到接班后的经营和外部压力不大，接班是一种优越的荣誉与地位。”
“舢板”之忧
但温州这家媒体对３０名温州商人作的调查中，也有近６０％的企业家表示没把子女列为接班对象。浙江省个体劳动者协会等机构的调查表明，仅有约１４．５％的企业家明确希望退休后由子女来掌管企业。
“这些富豪不是不想让自己的子女接班，而是有难言的苦衷。”吴行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是这家温州媒体的记者，参与了这次调查。
“贵族和暴发户是有区别的，如果说西方企业的继承是贵族式，那么中国很多都是暴发户。”他本人也笑出了声，“我这是打了个不算恰当的比喻，不知道这样形容中国富豪在继承问题上的态度是否合适。”
在国外，很多家族企业当家人一上台就会开始自己培养下一代的继承计划。李嘉诚在两个儿子年幼时就让他们“听会”，让他们习惯公司管理层的争吵和决策，耳濡目染下逐渐独挡一面。
“而浙江民企老板们却没有如此超前的意识，把孩子从小在温室娇生惯养，虽然重视子女学历教育，却忽视了实践经验。往往等子女到一定年纪以后才开始培养，但已经很难塑造了。”吴行妙说，“此时，这些富豪不由得担心，子女能否适应残酷的商场竞争。”
浙江的中小企业虽然有上百万、千万资产，但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发展受到一定制约，企业利润低下，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经营困难，甚至倒闭等风险，社会影响力小，经营风险和压力大，这当然对民企老板子女的吸引力小。
“温州乃至浙江富豪多不假，但万向和传化那样的‘航空母舰’是少数，更多的是家庭作坊、或者是雇佣少数人的中小企业，简直就是小‘舢板’。对于中小民企老板来讲，经营企业的困难是超乎想象的，他们也不希望子女接自己的班，是不希望子女像自己那样辛苦。”
吴行妙告诉记者，他在调查中接触过一名企业家，他花钱将儿子送到国外生活，并将资产不断转移到儿子名下，自己只留下不多的一部分。
“在很多不明就里的人看来，这些富豪完全是衣着光鲜，生活在理想国里，哪知道他们对财富这么战战兢兢？”这位同行之前也没有意识到。
浙江区域经济专家傅白水说，但对于中小民企来讲，出现接班危机背后，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中小企业的经营困境。“父业子承是中国的传统，只有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考虑放弃。”
中国式继承
在《中国式继承》的作者之一刘建强看来，只要是条件许可，中国人考虑继承顺序的时候，惯性思维仍然是儿子第一。在这本专门分析中国富豪遗产分配模式的书中，均瑶集团的故事成为典型的样板。
该集团掌门人王均瑶英年早逝，王均瑶生前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便是“均瑶集团要做百年老店”。资料显示，均瑶集团目前拥有航空、乳业和置业投资三大板块的主营业务，集团总资产３５亿元。
“这么大的企业，依靠家族管理怎么行？完全可以学习美国，组建一个由教师、律师、公关人员、保安组成的继承人辅导队，长期服务。也可以效法欧洲，公司出让给社会股份，进行公众化。”吴行妙说，“但在继承人问题上，王均瑶做出了典型的中国式继承，在遗嘱中把集团４０％股份的大部分给了自己的长子，尽管他只是个初中生。”
遗嘱并没有一劳永逸，此时的均瑶集团还在为继承问题头疼，家族内部并不认可这样的继承方式，一个１０多岁的少年在家族中难以取得话语权。
“如果按照遗嘱，王均瑶长子是第一股东，但现在情况似乎要变化，可以肯定，由变化引发的家庭纠葛很快就会外露，这也反映民企产权承传的法律支撑缺乏。”温州市经济学会前会长、温州本土民企研究专家马津龙说。
对于子承父业的模式，刘建强没有全盘否定，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财经记者，他见证了中国企业２０多年的兴衰，他说：“中国很多知名的百年老字号，都是父传子、子传孙进行的，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财富的安全，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经营理念的一致性。因为可以把家业传给后代，企业家们才有了永不停止创业的动力。但随着竞争的加剧，这种模式逐渐暴露出了不合理的地方。虽然国外福特家族、杜邦家族等也是父业子承，但那是在企业发展初期，现在很多家族企业的接班人采用职业经理人或者在非血缘关系的情况下进行。”
李嘉诚也曾在一次内部演讲中说，中国传统中，商人都如范蠡，三次散尽家财，以适应社会。但实际上，两个儿子还是成为他产业理所应当的继承者。
早在胡润做出第一期中国富豪“慈善榜”时，很多人抱怨中国上榜的富豪不多，胡润就曾解释过：中西方的价值判断是不一样的，所以中国即便是有人富比盖茨，也不会有他那样的举动。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语出《桃花扇》。家族勃兴忽衰，富不过三代，这像是中国的“财富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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